■季风/文字整理 老村/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主编）
　 对话嘉宾：老村（当代作家、画家）

　  嘉宾简介
　　老村，原名蔡通海，陕西渭北澄城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创作乡土小说而崛起于当代文坛。其代表作《骚土》被批评家称赞为经典的长篇小说，并称其为“当代最了解中国农村的作家之一”。


　 作家老村


　　作家老村的书房


　 作家老村（左）与朋友
　　
　  编者按
　　作家老村，孤独地行走在中国文坛之外，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陕西人，却长期在北京生活。写作方式有别于陕西的路遥、陈忠实等人，但和那几位作家在创作态度上，几乎一样的认真，也做出了有独特性的艺术探索。文学的发展，更需要作家有一定的超前性，打破体制内造成的思想上的局限，并达到在艺术上不懈追求的效果，才能使得文学作品产生更大的艺术震撼力。
　　老村的父亲，是渭北小镇上的一名木匠。平日担着工具游走在乡村。为周围起屋盖房，为嫁女娶亲的人家打造家具。他用自己精湛的手艺，换得养活一家人生活的收入。老村似乎也受到父亲的遗传，不过他是用写作和画画执笔寄梦。渭北高原的现实与历史，也确实既厚重又生动，需要最了解的人讲述被尘封掩埋的故事。幸运之神选定了老村，让他担任民间歌手式的角色。
　　老村当过农民、战士、编导等，走南闯北的生活，有幸运与不幸，却是艺术苦难哺育的大成。作家高建群先生说，吸吮苦难的乳汁，勇敢地长成巨人。正是赞扬类似老村先生这样一直保持民间思想立场的写作者。
　　他几十年在外旅居，却始终对黄土地感情深厚，对造访的家乡人热情款待。在他看来，不管相识不相识，只要你一张口，知道出自同一片乡土，自然便有了互信。他说，这就是陕西人特有的一种情愫，也是咱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
　  季风：老村先生好！幸会，今日有缘得见。也是一元复始，让此次会面意义非凡。您作为专心描写陕西农村的小说作家，却阴差阳错地和陕西文学界甚少有交集，状态也似乎孤身成谜，被陕西读者们不甚了解。能否为陕西的读者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
　　老村：谢谢谢谢，谢谢季风。谢谢您的安排，使我有了一次通过文字来与陕西的读者们交流的机会。不过坦率地说，您说的文学，时下对我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了。真的，我50岁写了《黑脎》之后，便转到绘画上了。但今天能与您聊聊文学，仍是让我很高兴的事。
　　我原名蔡通海，老村是我的笔名。1956年生人。籍贯是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近年来，考古界在刘家洼发现的古芮国墓群，使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在一夜之间声闻全国。
　　这其实就是一个坐落在黄龙山脚下的普通小镇，地处陕北黄龙山脉与关中平原交界的半平原半山沟的地方。长宁河从黄龙山里流出来，围绕着小镇，孕育出了一片有别于黄土台塬地貌的小环境。心思敏感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长大。父亲以前在当地是颇有名气的雕花木匠。8岁时，我便跟随他描画棺材上的图样。
　　我最早的理想是当一名画家，但贫困的家境限制了我。年少的时候，我只得用大量的时间去读书，搜索读遍了方圆数十里几乎所有印在纸上的东西，这也使得我当作家的想法逐渐形成。也是为了解决没书读的苦恼，我19岁时去青海当兵，后转业到当地电视台。在那期间，我与发配于此的知识分子、文人成了朋友。诸如沈从文、卞之琳的师弟高庆琪、李国文的文友赵奚向、诗人昌耀、小说家风马等。也是受这些“流放”文人的影响，开阔了我的文学视野，也奠定了我作品的底色。之后，我又随着北京知青的妻子定居京城。到北京后，我也随即辞职，开始了写作生活。
　　季风：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以独特魅力的乡土文学作品崛起于当代文坛，代表作长篇小说《骚土》更是影响深远。后来出版的《嫽人》《妖精》《撒谎》《冷秋》《鹫王》《黑脎》等作品也影响不错，评论界称您为“当代最了解农村的作家之一”。
　　老村：我的写作，其实一直是很个人化的。稍稍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没有加入任何作协组织，就连普通会员都不是，更不是当下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所以甚少参加文学活动。几年前，我回到陕西，在自己家乡澄城县刘家洼附近的河边盖了间简陋的画室，继续我在绘画上的努力。
　　上次我来西安参加朋友的作品研讨会时，遇见了陕西作协副主席、诗人阎安先生。阎先生一派古风，邀我去作协院子，和大家认识认识。那天，我是坐朋友的车来西安的，会议结束后又必须随车回澄县，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不过，认识诗人阎安并受到邀请，还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作为一名陕西籍的写作者，在外漂泊多年，很能够体会到这种温暖。
　  季风：您的父辈逃难到渭北，您也把这里看作是故乡，和陕西最为亲近。网上看到您的《老村语录》，让人越咂摸越觉深透。比如，“我视之亲情友情为世间至珍”“故乡是我的，永远是我的”等感悟，道出了您作为赤子对这片热土的眷恋。
　　老村：我哪儿作过《老村语录》啊，不知是哪个网上写手整理了我的片言只语。事实上，许多年前，我曾经到过陕西作协一次。那次是我回家探亲，路过西安，特意去拜访陈忠实。与老陈初识是在京城。那次是在批评家白烨先生的安排下，三人一起吃了个饭。老陈朴实豪爽、目光炯炯。少时在家乡农村，街面上常碰到这样的人物。身上有泥土味，但头脑厉害、敢作敢为，一看就是干大事的牛人，他写出《白鹿原》这样的大作品，一点也不意外。他写的《蓝袍先生》，看似是写旧时代的绅士，实际上也是在写灵魂里的自己。
　　那次我到陕西作协的老院里，见到了老陈。中午，老陈居然叫来一桌子十几位陕西籍作家一起吃饭，搞得我一时有些手足无措。老陈给了我这么大的面子，让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他。不过，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陕西作为文学大省的原因。是我们的作家，不管相识不相识，只要你一张口，知道出自同一片乡土，自然便有了互信。我想，这就是我们陕西人特有的一种情愫，也是咱这片土地上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暖。
　　季风：现代刷屏的手机时代，让文学阅读式微，但还是有很多人坚持静心读书、认真思考。您觉得您的写作和您的性格有什么关系？
　　老村：我的写作，其实也是很个人化的东西，和当下的文学圈关系不大。这大概也是我的性格使然。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我似乎就不大愿意被别人编排。记得我上小学时，走入校门上的第一堂课，老师要学生一起向黑板鞠躬，我反应慢了，没跟上来，于是老师把我单独叫出来，要我单独再鞠躬。我拒绝了。老师很生气，推了我一把。我转身出了教室，哭着回到了家。我爹以为老师打了我，带我到学校找了校长，于是我又重新坐回教室里。这件事，也像我写作命运的象征一样，不怎么合群，也没人把我带进当下时代的这个文学圈里。还有就是我读书时，也是这样，没按照寻常安排和次序去学习，一直是一个人在独自进行摸索。我觉得，要做出高级或超越的东西，是不能循规蹈矩的。
　　季风：作家似乎很需要博学，杂七杂八的大小学问都要懂得，您如何看待平时的学习和作家写作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老村：几日前，和朋友聊起来。我说我时常感到自己没什么学问，你问我历史上哪个皇帝咋样，我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我是靠自己的悟性和对现实的敏感去阅读和写作的。人类的知识浩如烟海，各式作品也千奇百怪。我对求学问的学习方式是：我只选择对自己胃口的知识。小时候和小学同学们进行比较，我就知道自己不怎么聪明。我倚仗的似乎只是自己的那点悟性、自己那点天资的理解力。特别是稍大一些，才知道自己要学的是什么。在青海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我也是没认真听过几节课，也不怎么看课本。上课打瞌睡。但是这个学校很特别，在教学楼阴暗的一层布满尘埃的书架上，居然有数千册的文学书籍。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几百本外国文学名著，尤为珍奇。托尔斯泰的《复活》、果戈里的《死魂灵》、司汤达的《红与黑》、肖洛赫夫《静静的顿河》等经典作品，我就是在这里看到的。
　　至今，我仍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清冷的藏书室里，窗外头的树叶一片片地在春天长出来，过了高原短暂的夏季，然后一片片地在秋季飘落。我精神百倍地在里头消磨时光。回想我当时走出了家乡，简单说，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有书读。上世纪八十年代，真可谓是文学的黄金时期。一本本地去阅读经典，内心的感触也异常深刻。我个人也以此为标杆，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梦想。
　  季风：您后来移情丹青，艺术评论家评说您是“笔墨老辣、气韵生动，视之为当今真正为中国画再继文人传统和赓续文脉精神的文人画家”。似乎拿起了画笔，也让小说写少了，是衰年日渐体力不够，还是出于别的缘故？
　　老村：在我50岁那年，写完长篇小说《黑脎》之后，基本上就不怎么写作了，转向了绘画。雅致一点的说法，叫“移师丹青”。说起来也是，这些年，特别是咱陕西，有许多作家因生存的缘故，都转向了绘画和书法。见此情形，也让我时亦惭愧，觉得自己似乎也未能免俗。不过在我，却也是真的喜欢画画啊。
　　写作对自己，尤其以才分论，我感觉《骚土》已摸到自己的天花板了，再死缠烂打下去，似乎没必要了。更何况我的画，一上手就受到许多朋友喜欢。这也鼓励了我。再说，京城里高人名师甚多，也促使我很快进入了状态。我认识程大利和吴悦石二位先生。他们是当代书画圈公认的大家。以二位先生的地位，我虽没有进行拜师仪式，他们却一直是我心定的师尊。二位先生无论是绘画还是做人，都是我追慕的榜样。于是，读他们的画，看他们的文章，偶尔去他们的画室求教探讨，也成了我绘画的日常。就这样，亦步亦趋地，我也跟随了这么多年。我的父亲是木匠，让我知道学艺很艰难，更何况，绘画是一门纯艺术，而不是简单的技艺，没有诚恳的态度和认真的精神，是很难进入到堂奥的。
　　许多年前，程先生还来过秦岭写生，我扛着小桌子从山脚走到了山顶。那年我也是60岁的人了，但为了学到自己喜欢的绘画技艺，即便再累，内心还是快乐的。
　  季风：您现在在老家澄城造屋居住，似乎有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意思，有朋友说您这是陶潜意境、“民国范儿”。您怎么看待朋友对自己的这个评价？
　　老村：2019年的清明节，我回家乡祭拜父母，住在村里。后来疫情起来，我就被隔绝在家乡的村庄里，回不了京城。然而在这期间，却深感身处于郊野荒村的自由。可以四下串门，不用戴口罩，也没有白大褂医生进进出出检查的恐怖和麻烦。那时的我料想，未来繁华的大城市大概也不会比宁静的乡村生活好到哪里去，于是断然下了决心，在朋友的鼓动和帮助下，选在儿时经常玩耍的小河边，盖了一间画室。
　　至此，我是彻彻底底地又回到了陕西老家，把自己将来有关写作和绘画的想法，和这片土地又连接了起来。当初我写小说的时候，除了内在的冲动之外，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时代有些作家的写作语言不够纯正地道、不够尽善尽美。如今我投身绘画，除了自己的兴趣外，也是因为有一种看法，即我们居住的黄土地上的这片浑厚壮丽的山河，也被当下的画家们描绘得不尽完美。这也是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