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作者简介：
　　余泽民，男，20世纪80年代末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从事艺术心理学研究。1991年赴匈牙利工作。旅居国外期间，当过诊所医生、插图画家、大学老师、报社主编、翻译、家教、导游、演员，甚至果农和蒜农等。游历欧洲列国，体味生活，笔耕不辍。现定居匈牙利布达佩斯。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匈牙利记者协会会员。
　　作家，翻译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移居匈牙利，现定居布达佩斯。被誉为“东欧文学的代言人”，翻译了十多部匈牙利当代文学，包括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另一个人》；艾斯特哈兹的《一个女人》《赫拉巴尔之书》；巴尔提斯的《宁静海》；道洛什的《1985》；马洛伊的《烛烬》《一个市民的自白》；马利亚什的《垃圾日》等。此外，他自己也发表了小说《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和散文集《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等。


　 2025年春在北京（左起为余泽民、白描、魏翔）。
　　
　 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人，在国内和异邦活过的岁月已可对半平分，我对布达佩斯街巷的熟悉度已超过了北京，多瑙河的蓝和京城天的灰，同样都让我掺入了情感。漂泊与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对平行流淌的溪水，纸里纸外，亦实亦幻。二十六年前，当我经过十天国际列车的颠簸，拖着比体重还沉的行李跳到凯莱迪火车站台上时，真的对未来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年轻就是闯荡的本钱。从那之后，漂泊成了我生活的主题，生存中的漂，精神上的漂，丧失坐标的漂，没有参照物的漂，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活得跟昨天不一样，充满了焦虑不安，也充满了机遇和新奇。漂泊是一出无脚本的戏，上演在没有幕的舞台上，不知高潮，没有尾声，只有无法预料的展开，展开。从青年，入中年，我早迷上这种莫测的存在，即使在最无聊的日子里也潜伏着变化，从不知在漂满浮萍的绿水下，呼吸着的是河马、鳄鱼还是水怪？这样的日子既充满变故，也溢满承诺；经常会有走投无路的关口，也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白描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十二年前，是他第一次让我的小说在国内找到了读者。
　　缘，这虽是一个被人说烂了的字眼，但若谈跟白老师的相识，思来想去，觉得用这个字表达最为恰当。幸遇白老师时，我并没有见到他，而是通过我从未发表过的小说稿，通过同住布达佩斯的友人魏翔的传阅。我与魏翔的相识也出于缘分，缘于我翻译了凯尔泰斯的四本书。至于我如何能翻译这位诺奖作家的书？背后更有太多连环式的缘。
　　我对文学从小痴迷，即便在北医学临床时，我也会在苦读内外妇儿课的同时成瘾般地读名著、朦胧诗和各种传记。出国时行李里只带了一本书——《渴望生活》，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到了匈牙利后，经历了种种变故，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地过了许多年，读书成了最重要的生活内容，而后开始自发地写作，但读者只是我自己。
　　2002年，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意外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作家出版社委托我翻译了他的四本书：《英国旗》《命运无常》《另一个人》和《船夫日记》。一个在布达佩斯学戏剧的台湾姑娘梓桐听说了这事，异想天开地把我拉到一个当地的匈文电台用中文做了一小时的访谈，按照常理，那是一个不可能有中国人听到的节目，相当于一次“行为艺术”。出人意料的是，梓桐偶然将这次访谈内容讲给了当地的一家华文报纸，在报上登了一则消息。报纸的读者是当地的华商，他们通常不会对文学类信息感兴趣。但巧得不能再巧，偏有一位华商注意到了它，并顺藤摸瓜地找到了我。他就是魏翔，出国前曾是油画家的福建人，他不仅是成功的鞋商，当时还在国内投资影视。我认识他时，由他投资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海棠依旧》正在国内热播。魏翔找我的目的，是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他想搞一部以旅匈华人为主角的连续剧，讲述中国人在多瑙河畔的生存故事。闲聊之中我告诉他，我不仅翻译，自己也写东西。那是我第一次向外人透露写作的秘密。
　　魏翔要我发两篇给他，回到家，我发去了《匈牙利舞曲》和《玻璃鸟》。几天后，他要我再多发给他几篇，我并不知道他会将我的文字转发到国内，发给远在北京的白描老师。事后魏翔解释，他“想请白描老师帮助把一下关”。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白描”这个名字，要知道，那时我已与国内疏离了十几年。后来我才知道，白老师既是作家，也是文学评论家，不仅时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还为魏翔在北京的影视公司做文学顾问，正在筹拍《风满楼》。我与白老师的相识是偶然的，通过朋友，通过文字的气味。
　　对于在国内德高望重的白老师来讲，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闯入者”。我猜，他在阅读小说之前，不会抱有太大的期待，像白老师这样坐拥文坛几十年的职业阅读者，能入他法眼的“新人”肯定不多。不过，出于对友人的负责，他点开了魏翔发给他的Word文档。现在回想，单是他右手食指在鼠标左键上的轻轻双击，就意味着我的一次幸运。
　　白老师先读了短篇《玻璃鸟》，而后读了中篇《匈牙利舞曲》，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着实被吸引住了。我让魏翔告诉余泽民，还有什么作品再发给我来。于是，我的信箱里一下子便涌满了余泽民的小说，一篇又一篇，其数量已抵得上一位职业写手了。更让我吃惊的是，这几十万字的小说，竟然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事实确实如此，我写了上百万字的东西，从没给人看过，如果说魏翔是我的第一位阅读者，那么白老师是第一位专业阅读家。白老师是做事认真、以心待人的师长，他不仅毫不吝啬时光地逐篇读了，而且在肯定了作品价值之后，也从职业作家、评论家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中肯的看法和建设性意见，他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保持自己的风格。
　　不久后，白老师请魏翔转告我，他已把《匈牙利舞曲》推荐给了《当代》杂志，他认为这一篇已经很成熟，完全可以发表在一流刊物上，即使与许多当红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相比也不逊色，“甚至更富内涵，更具备本质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又过了些天，当时还在《当代》供职的吴玄编辑给我写来了一封邮件，通知我说：《匈牙利舞曲》将发在2005年第1期的头条。就这样，《匈牙利舞曲》成了我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小说，后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白描老师是一位宽厚热忱、唯才是举的文学伯乐，尽管他与我素不相识，但当起伯乐来毫不生分，暖意抵心，他是第一位在邮件里跟我谈文学的人。后来，白老师又一鼓作气，把我的另几篇小说发给了时任《十月》副主编的散文家周晓枫，并带着热切的推荐语。
　　跟白老师一样，周晓枫也是一位真诚之人，是我文字的知音，后来也成了我最信任的文学同路人。晓枫读完了那几篇小说，立即决定把我收编进她主持的“小说新干线”栏目，在《十月》2005年第4期上登了我的一组作品，中篇小说《火凤凰》《狗娘》和题为《我是我的作品》的创作谈，并请白老师写了一篇评论。由于我小说的自述远超过栏目允许的篇幅，周晓枫亲自操刀删减，准确地说，不是操刀，而是操镊子，用她的话说，“我小心翼翼地只去赘肉”。她本来还想用一篇《送你一条鲨鱼》，但版面实在不允许，于是她把那篇转荐给了《大家》。总之，在白老师的推荐下，那一年我在国内一口气发了近十个中篇，不但《中国作家》《文学界》的编辑向我讨稿，《小说月报》也接二连三地转载了几篇，并让我和时任主编的董兆林兄也成了朋友。可以这么说，白老师的出现，为我打开了一扇“回乡的门”。
　　记得，白老师还建议我到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班进修，但因当时上面还不允许招收定居海外的学生而作罢，但情感上觉得已被白老师收做了“入门弟子”。当时，恰逢中国作家协会和华夏文学基金会评选并编篡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白老师推荐了我的作品，并顺利获得了全票通过。就这样，我的第一部书——中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与读者见面，白老师亲自动笔写了一篇知心知面的序《行吟在多瑙河畔的忧伤歌手》。正是那套丛书，把我和王棵、张楚、徐则臣、习习等朋友向前推了一把，让我有了第一个作家朋友圈。尽管后来我还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匈牙利文学翻译，但始终没停止自己的写作，对我来说，读写译是三位一体。再者说，如果不写东西，不仅对不住自己，也辜负了曾力荐过我的白老师，所以我在翻译了二十本书的同时也写了好几本，直到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纸鱼缸》拿到首届中山文学奖，也算是给白老师交的一份作业。 （下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