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业界共探学术出版痛点
2025年11月06日
字数:1409
11月1日,“创见与规范”学术出版主编论坛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行。来自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权威期刊、出版机构的10余位主编、编审与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稿件质量标准、学术规范坚守、出版生态优化三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新闻传播学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注入思想动能。
“我们不缺稿件,缺的是优稿和好稿。”论坛现场,《郑州大学学报》主编郑素侠的这句话引发多位嘉宾共鸣。
那究竟何为好稿?论坛嘉宾从编审实践出发,勾勒出了清晰画像。《新媒体公共传播》集刊副主编、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秦艺轩提出了“形神兼备”标准。“现在很多论文格式规范、数据充足、图表精美,但读下来毫无记忆点。”她认为,症结在于作者对经验材料挖掘不足、问题意识薄弱。好论文是要扎根真实社会生活,能够回应社会困境、直击学术痛点,并且串联起来田野调查等鲜活素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朱春阳从评审人的角度补充道:“好的研究不是‘追热点’追出来的,而是‘守阵地’守出来的。”特别是青年研究者,更应该锚定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为之深耕,摸清知识体系与前沿争议,摆脱“万金油”式的粗放研究。在朱春阳看来,真正的好稿需要具备“对话意识”,要能与现有研究直面交流,在差异中凸显创新价值,而不仅仅是将概念变量打散重组,进行“文字游戏”。
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也为学术出版规范带来了新挑战。《新闻界》总编辑段吉平分享了一则令人警醒的案例:“我们收到过来自985高校师生的稿件,正文看似通顺,却发现参考文献全是AI生成的假文献。”为应对这一问题,部分期刊已采取“要求作者提供参考文献PDF原文”的核查方式,但段吉平也坦言矛盾:“这既增加作者工作量,也可能削弱双方信任,英文文献的核查更是难点。”
除此之外,量化研究中的“规范异化”也成为讨论焦点。《青年记者》杂志社副主编赵全与段吉平都提到,当前大量量化论文重流程、轻价值,数据铺陈详尽、分析步骤规范,但研究结论与现实脱节。
学术出版生态的优化,是论坛嘉宾共同关注、着重讨论的重要内容。“作者用AI缩短了论文产出时间,但我们的发表周期却越来越长,有的稿件要等10个月到一年才能见刊。”赵全的话道出不少期刊的困境。
针对青年学者成长困境与优质稿源短缺的矛盾,《新闻爱好者》副主编、高级记者孙勇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全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多,业界投稿需求大,但优质稿件少;另一方面,班子不健全、转稿压力大等问题,让期刊在扶持青年学者上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计划‘抓两头、堵中间’。一头对接知名专家,一头挖掘中青年新锐,减少一般性稿件;同时瘦身发文量、增加单篇篇幅,回归学术本质。”孙勇坦言,这一改革还需要配套机制支撑,“希望能向兄弟期刊取经,为青年学者搭建更友好的平台。”
而提升论文“社会可见度”,更是打破“学界业界两张皮”的关键。赵全提出,随着传播格局变化,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节点,学界研究需通过更多渠道触达业界与公众。“《青年记者》很早就通过微信公众号全文推送论文,初衷是增加可见度、提升引用率。”他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的研究指出,学术期刊在微博、微信的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呈正向关联,“国外的Altmetric平台已经能追踪学术成果在社交平台、政策文件中的提及度,这或许是未来方向。”秦艺轩进一步建议:“学术出版不应止于刊物出版,还要推动知识转化。让论文与公共议题对话,让研究成果真正服务社会,这才是学术的价值所在。”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我们不缺稿件,缺的是优稿和好稿。”论坛现场,《郑州大学学报》主编郑素侠的这句话引发多位嘉宾共鸣。
那究竟何为好稿?论坛嘉宾从编审实践出发,勾勒出了清晰画像。《新媒体公共传播》集刊副主编、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秦艺轩提出了“形神兼备”标准。“现在很多论文格式规范、数据充足、图表精美,但读下来毫无记忆点。”她认为,症结在于作者对经验材料挖掘不足、问题意识薄弱。好论文是要扎根真实社会生活,能够回应社会困境、直击学术痛点,并且串联起来田野调查等鲜活素材。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朱春阳从评审人的角度补充道:“好的研究不是‘追热点’追出来的,而是‘守阵地’守出来的。”特别是青年研究者,更应该锚定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并为之深耕,摸清知识体系与前沿争议,摆脱“万金油”式的粗放研究。在朱春阳看来,真正的好稿需要具备“对话意识”,要能与现有研究直面交流,在差异中凸显创新价值,而不仅仅是将概念变量打散重组,进行“文字游戏”。
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也为学术出版规范带来了新挑战。《新闻界》总编辑段吉平分享了一则令人警醒的案例:“我们收到过来自985高校师生的稿件,正文看似通顺,却发现参考文献全是AI生成的假文献。”为应对这一问题,部分期刊已采取“要求作者提供参考文献PDF原文”的核查方式,但段吉平也坦言矛盾:“这既增加作者工作量,也可能削弱双方信任,英文文献的核查更是难点。”
除此之外,量化研究中的“规范异化”也成为讨论焦点。《青年记者》杂志社副主编赵全与段吉平都提到,当前大量量化论文重流程、轻价值,数据铺陈详尽、分析步骤规范,但研究结论与现实脱节。
学术出版生态的优化,是论坛嘉宾共同关注、着重讨论的重要内容。“作者用AI缩短了论文产出时间,但我们的发表周期却越来越长,有的稿件要等10个月到一年才能见刊。”赵全的话道出不少期刊的困境。
针对青年学者成长困境与优质稿源短缺的矛盾,《新闻爱好者》副主编、高级记者孙勇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全国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多,业界投稿需求大,但优质稿件少;另一方面,班子不健全、转稿压力大等问题,让期刊在扶持青年学者上显得力不从心。“我们计划‘抓两头、堵中间’。一头对接知名专家,一头挖掘中青年新锐,减少一般性稿件;同时瘦身发文量、增加单篇篇幅,回归学术本质。”孙勇坦言,这一改革还需要配套机制支撑,“希望能向兄弟期刊取经,为青年学者搭建更友好的平台。”
而提升论文“社会可见度”,更是打破“学界业界两张皮”的关键。赵全提出,随着传播格局变化,传统媒体不再是唯一节点,学界研究需通过更多渠道触达业界与公众。“《青年记者》很早就通过微信公众号全文推送论文,初衷是增加可见度、提升引用率。”他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的研究指出,学术期刊在微博、微信的影响力与学术影响力呈正向关联,“国外的Altmetric平台已经能追踪学术成果在社交平台、政策文件中的提及度,这或许是未来方向。”秦艺轩进一步建议:“学术出版不应止于刊物出版,还要推动知识转化。让论文与公共议题对话,让研究成果真正服务社会,这才是学术的价值所在。”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